隨著數字化浪潮的全面滲透，中國家庭正經歷一場代際互動的深刻轉變。面對數字素養普遍較高的“80后”“90后”父母，當下家庭教育中出現了“子教親長”的現象，即不像傳統的家庭教育中，家長是唯一知識權威的地位，而是數字技術成為重要媒介，正在重塑親子間的權力關系與情感紐帶，出現了代際互學的情況。在此背景下，家庭又如何在數字時代的代際互學中保持其特有的溫度與凝聚力？

　　數字技術深刻重塑了親子互動的語境與方式，也為家校社協同育人提出了新的命題。家庭、學校、社會與政策層面需形成合力，系統構建支持性的數字時代家庭教育生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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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代際間的實踐維度:

　　從傳遞技能到彌合鴻溝

　　在青少年看來，向父母分享數字時代的新知識新觀念，既是展示其學習與探索能力的重要契機，也是通過信息差優勢打破代際壁壘、獲取父母認同的情感實踐。面對本就熟悉技術的父母一代，這種反哺的心理動機已從單向的教導關系轉變為雙向對話。

　　其一，創意共創實踐。青少年對新興數字工具往往抱有天然的探索熱情。當孩子興致勃勃地向父母展示如何用AI生成一幅奇幻畫作，或揭秘某個巧妙的數字交互功能時，驅動他們的不僅是新奇與樂趣，更是一種作為“家庭數字先鋒”的成就感。家長的一句“這個功能你是怎么發現的”或“這個效果真有意思”，所傳遞的不僅是技能層面的贊許，還包括對其作為數字時代“原住民”身份的認同。這種基于創意的代際共享，賦予了青少年在家庭數字生活中的參與價值，也為親子間建立平等、互信的對話關系奠定了基礎。

　　其二，風險預警實踐。面對網絡謠言、電信詐騙等風險信息時，青少年常能展現出超越年齡的警惕與判斷力。這一能力既源于學校常態化網絡安全教育所賦予的知識基礎，也與其作為家庭數字互動中“旁觀者”的客觀立場密切相關。相較于可能因情感代入或利益關聯而降低防備的家長，青少年往往能以相對抽離的視角冷靜辨識風險。這種從校園向家庭延伸的知識遷移，使青少年在主動提醒父母防范陷阱的過程中，體驗到一種“反向守護”的參與感與責任感。

　　其三，語境解碼實踐。青少年不僅是網絡“熱梗”與亞文化符號的傳播者，更是其意義的詮釋者。當青少年主動向父母解釋某個網絡用語的含義、某個社群的互動規則或某部影視作品的文化隱喻時，他們實際上扮演著“代際文化轉譯者”的角色。這一過程有效彌合了因信息差異形成的代際理解鴻溝，也是青少年向父母發出的含蓄而真誠的情感邀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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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家長傳統權威的轉型：

　　從信息壟斷到協作共生

　　當數字反哺得到積極回應時，家長的權威并未消解，而是從依賴信息壟斷的傳統權威，轉向建立在能力認可基礎上的“協商型權威”。這種新型權威關系的形成，標志著親子互動從此消彼長的權力博弈，轉向各展所長的協作共生。

　　這種“協商型權威”的運作，在實踐中往往表現為領域分化、優勢互補的協作機制。具體而言，在數字工具應用與前沿探索領域，家長可主動“讓位”，充分承認并借力青少年的數字“原住民”優勢，鼓勵其發揮探索精神與工具理性。例如，在篩選應用、體驗新功能時，不妨尊重青少年的審美與選擇，并引導其闡述推薦理由、分析設計邏輯，從而將技術使用轉化為思維訓練。而在倫理規范與價值引導方面，家長則需回歸“引導者”與“監護者”的角色，依托其更豐富的社會閱歷與價值判斷能力，為青少年建立行為邊界與倫理框架。例如，面對隱私保護、網絡消費、信息甄別等問題時，家長不僅應關注“如何操作”，更需與青少年深入探討“為何重要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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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數字時代的潛在風險：

　　情感負擔與關系疏遠

　　親子關系的數字化轉型亦潛藏著情感異化與關系疏遠的風險。一方面，在部分家庭中，青少年的數字能力可能被無意識地工具化，成為父母在社交中展示教育成果的“資本”。這種隱形的“績效期待”容易扭曲分享的本質。當分享不再源于自發的興趣，而成為需要精心準備的“成果匯報”時，青少年可能會承受一些額外的情感負擔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在親子陪伴不足的家庭中，青少年可能將數字互動視為彌補情感聯結的主要途徑。若父母對此缺乏敏感與回應，孩子便容易陷入單方面輸出的疲憊狀態，甚至通過“我是不是該找點兒新鮮事和爸媽說說”等自我提問，將本應輕松的親子交流內化為一種有點兒沉重的責任。長此以往，不僅可能消耗青少年的情感能量，更可能導致親子關系在數字空間中漸行漸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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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協同育人的契機：

　　提升家校社的數字適應力

　　數字技術深刻重塑了親子互動的語境與方式，也為家校社協同育人提出了新的命題。家庭、學校、社區與政策層面需形成合力，系統構建支持性的數字時代家庭教育生態，提升數字適應能力。

　　家庭內部，需要建立“情感—認知”雙回路反饋機制。父母不僅需要對青少年的數字分享給予積極的情感回應，更需要借此開展平等、開放的數字素養對話。例如，可通過設立“家庭數字共創時刻”，每周固定時間圍繞一個數字話題展開交流，并約定“專注傾聽、平等探討、共同學習”等原則，使技術分享自然融入家庭生活與價值觀傳遞的過程中。

　　學校作為教育主陣地，應推動數字公民教育從知識傳授向實踐賦能轉化。可通過設計“家庭數字安全共建”等主題項目，引導學生走出校園、觀察家庭、分析現實，在解決真實問題的過程中，將網絡安全意識、信息鑒別能力與倫理判斷能力等，轉化為促進家庭數字素養的建設性行動。

　　社區應發揮其貼近生活的支持功能，依托家長學校等平臺，開設面向家庭的數字素養工作坊。內容可以聚焦數字溝通、沖突調解與關系共建等，為家庭提供及時的專業支持，逐步編織起“數字友好型”社區支持網絡。

　　政策層面則需在方向引領與制度保障上著力，應明確家庭數字教育的核心是倫理培育與關系建設，而非單純的技能訓練；在出臺相關政策指引時，宜采用倡導、建議而非硬性約束的方式，重在激發家庭內生動力，為多元包容的家庭數字生活實踐留出空間。

　　（作者查穎系浙江師范大學法學院黨委書記，李偉系浙江師范大學心理學院博士生）